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中国乡土社会是“熟人”的社会，其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中国乡土社会，“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一个“己”作为中心，且“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差序”就是“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是“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

差序格局蕴含深层次的社会学原理，仅从慈善角度看，宫蒲光会长的解读是：“（传统）慈善体现差序格局。由于亲缘、地缘、经济、政治、知识文化等因素形成的‘推己及人、亲亲而仁民、由近及远’的人际亲疏关系，反映了在儒家纲常伦理观念下形成的家族慈善的普遍规律。”这说明了传统慈善爱有差等、爱有次序，但爱在“推”动、爱在波“及”。暗含了传统慈善的一种趋势和逻辑。

慈善先近后远、由近及远的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笔者想起晚清吴趼人的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五回《论善士微言议赈捐，……》中，“正面人物”吴继之发表一通“慈善议论”——“我以为一个人要做善事，先要从切近地方做起，第一件，对着父母先要尽了子道，对着弟兄要尽了弟道，对了亲戚本族要尽了亲谊之道，夫然后对朋友要尽了友道。果然自问孝养无亏了，所有兄弟、本族、亲戚、朋友，那能够自立，绰然有余的自不必说，那贫乏不能自立的，我都能够照应得他妥妥帖帖，无忧冻馁的了，还有余力，才可以讲究去做外面的好事。”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被评论家认为“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方面的形象化资料”。成书早于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几十年，不经意间为“差序格局”理论留下了形象而真实的印证。

从传统慈善发展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差序格局揭示了一个“推”的态势，这是“向上向善”的方向。费孝通先生说：“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汶波浪向外扩张的‘推’……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李零教授的《我读〈论语〉》分析说：“这里，三问三答，是讲人的三种境界，一层比一层高。……更高的要求是，把自己的修养搞好，也能安定天下的百姓。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人’与‘众’或‘百姓’不一样。‘人’是上流君子，‘众’或‘百姓’是下层大众。”

传统慈善“推”进的逻辑，南怀瑾先生讲解最为明晰。他在《老子他说》解读第二十七章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因此，圣人之道，永远是救世救人的心愿，真正的大圣人，不抛弃任何一个人，对善人要救要度，对坏人也要救要度，这就是圣人之道。假如说，信我的人得救，不信我的人下地狱，那就不是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是信我的人得救，不信我的也得救，最可怜的人也得救。‘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圣人不但要救人，并且要救物，但那是有次序的，要先救了人，再救万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中国文化的次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帮助自己亲近的人，仍有余力再慢慢地扩大范围，把人都救了，再救万物，而且要做到没有弃物，这是程序问题。换言之，等于佛家的由小乘而后到达大乘，由个人的自我开始而扩大，而及于‘天下为公’这样的行为，是谓圣人之道，老子为它取个名‘是谓袭明’。‘袭’是延伸的意思，在无形、无声、无色、不着痕迹的情况中，慢慢将光明延伸出来。天地万有的本体，永远是光明的，人们把自己光明的道遮住了，变成无明就黑暗了。‘袭明’引申人类光明的一面，是至真至善之迹，这是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

南怀瑾先生重点讲“程序问题”，对老子的“袭明”，有别于一般的注解，作了传神的诠释。把道家和儒家、佛家三家的慈善理念打通了，简直！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南老先生的这一番“打通”，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慈善发展太有意义了。

与“差序格局”相映成趣的是，19世纪爱尔兰历史学家威廉•莱基（William E. H. Lecky）提出“道德圈”（moral circle）理论。莱基认为，道德圈一开始很小，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张：“人类最初降临于世的时候，他们的仁慈善心与自私本性比较起来，力量简直微不足道；而道德的作用就是逆转这一局面……仁慈善心曾经只限于家人，后来圈子逐渐扩张，首先扩张到一个阶级，然后扩张到一个国家，再后来扩张到国家联盟，之后扩张到全人类。最后，就连我们对动物的态度也受其影响。”

在威廉•莱基眼中，“道德圈”是一个有关道德考量的圈层结构，就是说道德圈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个同心圆，并随着个体发展而向外延伸。因此，此圈严格来说并非静固若冰，而是动如绵延。此过程（或者是经过此过程之后的道德圈形态）被当代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称之为“扩展之圈”。

长期在西方执教的中国文化思想学者周国正教授在《仲尼不语——孔子忘了说的话》书中“差序格局”一节说：“即使在西方，一般人总是先关顾自己的家人，然后是自己的朋友，最后是邻里社群，由亲及疏，所以英国虽然以基督教为国教，不过英谚所说的却是 charity starts at home（善行始自家庭），这一句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民间，所反映的不是神圣的理想而是世界的真实。这和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等差之爱真的有很大区别吗？”

由此可见，“差等”的产生，除人的观念之外，同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有着很大关系。小说家莫言在回答《中国慈善家》杂志记者提问“差序格局”问题时说：“过去那个封闭的乡村社会自然经济状况下，人们所接触的外部事件是相当有限的。也许有的人一辈子都没到过县城、就在方圆十几里内，有的老人甚至可能就在自己的村庄活那么一辈子。这个时候，帮与被帮的范围，也就是在这个村庄里。过去，因为受到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所以人们的慈善行为范围比较小。现在，大家的慈善行为范围变大，甚至超越了国界。比如最近土耳其的地震、比如新冠疫情，都是全世界的人在互相帮助。” 从困苦农村出身的莫言对慈善发展的理解是朴素的也是真切的。

颇有意思的是，在看到莫言答记者问的同时，笔者读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韩茂莉教授新著《大地中国》，其中有一篇讲述“十里八村的盛会——赶集”，提出一个“客源圈（客源区）”的概念。购物“舍近求远不是常情，就近买卖才是常理。”“客源区不是行政区，没人强求，没有设定，而是由赶集的村落和村民通过自己的行为共同构成的地理空间。”“现代生活被商场、电商等购物渠道占据，集市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不足道。”“赶集这点事，置身其中，一切再寻常不过，并无神秘之处，但是仔细推敲，经过理性的逻辑分析，我们会发现，原来人类的行为是有序可循的。”这“有序可循”，同莫言所言同理。

莱基的“道德圈”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揭示各自社会的基本特性，其概念当然有着诸多的不相一致。仅从慈善发展的角度看，则如武汉大学喻丰教授所说：“如果将费孝通形容的差序格局画成图示，那么它也基本和莱基或者辛格所谓的道德圈呈现出类似的同心圆形态。”他们都论述到了“范围与差序这两个维度，‘愈推愈远’可谓圈之范围、‘愈推愈薄’可谓圈之差序。”“我们认为道德圈与差序格局可以理解为近似的概念。”真可谓诠释传统慈善发展的两个“圈论”。

慈善是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观，慈善发展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体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中外两个“圈论”启示我们——慈善的发展总是在渐变的，在循序渐进。如南怀瑾先生所说：“‘是谓袭明’，……慢慢将光明延伸出来。”传统慈善的发展，如同传统经济发展的节奏一样，是十分缓慢的，但一直保持着“推”动。其方向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象逐渐趋众、外延逐渐趋广、方法逐渐趋新。这是传统慈善发展方向。到现代社会，道德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道德圈的持续扩大，以至破圈。笔者在《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关系漫说》中说：“对象越众越是公益，外延越广越是公益，方法越新越是公益。”这是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的发展逻辑。

中外两个“圈论”启示我们——慈善发展的进程很大程度取决于“初始能量”，这种能量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增强。无论是差序格局的“石头”，还是“道德圈”的原点，力量源能量大小往往影响着慈善广度、深度和厚度。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道德发展的必然基础。经济实力增强了，善行则可越推越远，甚至也可避免“越推越薄”。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社会结构变化。时至今日，虽然说没有钱也可以做公益，但总体上经济发展仍然是公益慈善事业必要基础。没有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便没有公益慈善的行稳致远，而公益慈善事业推动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将是空谈。

中外两个“圈论”启示我们——行善，产生一圈圈推出去的慈善波纹，首先靠人的善念。如果说，物质基础是人们向善行善的“矿物质”，那么人的精神动力即善念就是慈善“能量核”。莫言荣获《中国慈善家》年度人物时感言：“人性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慈善的根本目的就是对人类之爱，对弱小的同情，或者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别人受苦受难，你产生强烈的同情，同情的基础是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你为什么会同情他？就是因为你看到一个生命遭到了痛苦，受到了迫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慈善的基因。恻隐之心是人类共有的东西。”达尔文赞同莱基的看法，在《人类的由来》中，他谈到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慢慢有了超越人本身的同情心，它越来越细腻、柔和，拓展到一切有知觉的生物。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初只是少数几个人尊重而实行这个美德，但通过教诲和示范的作用，很快就传播到年轻的一代，并最终成为公众信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上所述，孔子的“仁者爱人、推己及人”、道家的“袭明”，都为传统慈善发展提供了逻辑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到汉代董仲舒，理念有一个大突破，他提出“以仁厚远，远而愈贤”，他的“恻怛爱人”，强调仁要爱别人，显然不是“亲亲”原则外推的，而是越众越远越“贤”，隐含了慈善进化的追求。宋代张载又是一个突破，他提出“民胞物与”思想，视万民为同胞，对万物以友好，“圈”推得更大了。理念创新印证了在长期传统慈善发展中发生不少“破圈”。用现代的语言说，思想领先，意义重大！

向善向上，是不变的方向；延续发展，是永恒的逻辑。愿现代慈善，继承传统，与时俱进，行稳致远，“远而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