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庭：全方位加大公益慈善领域的反诈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会副主委）

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仅在民政部遴选的3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就带动超过510亿人次的网民参与公益慈善，累计募集善款超过320亿元，我国的慈善事业得到飞速发展。“然而这也使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慈善领域，冒用主管部委以及慈善组织的名义，打着公益慈善的幌子，通过开发冒名App、涉诈网页或冒充慈善组织工作人员建立微信群等，以‘公益竞猜’‘刷单返现’‘任务佣金’‘捐赠报销’等名目和手段，实施诈骗活动。”安庭介绍说。“最重要的是，还会造成慈善行业公信力受损。”安庭表示，公信力对慈善行业发展至关重要。不法分子冒名慈善组织实施网络诈骗，严重损害了慈善组织的名誉权和公众形象，影响慈善组织的社会评价，不可避免地给慈善行业的声誉造成消极影响，不利于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和助力共同富裕事业。安庭表示，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慈善法工作，建议在慈善法中明确加强慈善活动综合监管，明确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骗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在查处过程中，有关部门应当保护捐赠人和慈善组织的合法权益”。他建议由公安部会同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完善慈善领域诈骗涉案资金即时查询、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及时解冻和资金返还制度，明确有关条件、程序和救济措施，加强追赃挽损工作，及时返还受害人的合法财产，尽可能减少对慈善组织正常工作的影响。此外，应明确规定慈善组织的账户为特定非金融机构账户之一，不得整体冻结；确需冻结的，冻结涉案账户的款项数额，应当与涉案金额相当，不得超出涉案金额范围冻结款项。其次是加强部门协同。“建议民政部与公安、金融、网信、电信等有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借鉴其他领域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成熟经验，提出慈善领域反诈综合方案，在实践中不断迭代完善。如慈善领域诈骗活动的实质危害有扩大趋势，有关部门应当联合展开专项行动。”安庭还建议依托民政部“慈善中国”信息平台，建立慈善领域反诈信息公示平台，对不法分子形成震慑。再次是加强行业联动。安庭认为，应该加强慈善行业的培训和交流，建立慈善行业反诈联盟，密切互动沟通，及时共享信息，增强公募慈善组织和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反诈能力，形成慈善全行业反诈氛围。与此同时，安庭还建议结合现有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加强媒体宣传、加强对以公益慈善名义的新型诈骗手段的曝光。“还要加强社会监督，鼓励公众、媒体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对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行为予以举报和曝光。”安庭说。

张颐武：建议加强对互联网公益平台的集中统一管理

张颐武将提交《关于加快推动互联网公益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建议》提案，围绕加快完善慈善法治、加强对互联网公益平台的集中统一管理、充分发挥大平台的龙头作用等提出建议。“中国人都有回馈社会、奉献社会（的传统），希望达到自己的精神上更高的境界。不论是社会团体、企业还是个人的贡献之心，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张颐武指出，我国互联网公益快速发展，不仅大幅降低行善成本、提高公益效能，也传播了公益文化，促进了行业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于公众普遍关注的公益慈善“透明度”的问题，张颐武表示，“如何让公益能够在阳光下，能够让互联网公益全程让公众了解，让捐款者能够看到每一分钱都是摊在阳光下，这是互联网公益以及整个公益事业面临的重要议题。”张颐武提出，加强公益透明度，一是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加强；二是做到财务的公开透明；三是平台方面需要有更多创新；四是加强对互联网公益、慈善事业的监管。“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也需要让互联网公益、慈善事业活力能够发挥出来，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把它管得恰当，管得恰如其分，让创新有更大空间。”张颐武指出，互联网公益涉及互联网、社会治理、金融等多个主管部门，建议由一个部门归口管理，为行业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加快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建立机制化的沟通交流渠道。加大力度打击行业中的“害群之马”，培育良性数字公益生态圈，激发平台、慈善组织和慈善参与者的活力。在各类救灾协调工作中，加强政府主导，为公益平台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赵明枝：大力发展社区公益慈善事业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发展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将社区治理和公益慈善事业相结合，既可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又可以探索中国式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道路。”全国人大代表赵明枝说。作为一名投递员，赵明枝在走街串巷的服务中，感受着百姓所思所想所盼。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她在一步步、一户户的扎实调研中，提出了多个聚焦基层发展的高质量建议：进一步完善特困群体救助，加快邮政惠农、邮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新业态从业者社会保障……她把走街串巷的邮路，变成了坚实的履职路。

连玉明：创新乡村人才机制 借助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

“要建立健全乡村规划师制度，以规划引领推动乡村绿色振兴。”在连玉明看来，乡村规划师制度既要注意专业性又要加强统筹性，加大乡村规划师培养力度，也要鼓励城市规划师下乡，实施“政府-村庄-规划师”结队机制，逐步实现乡村规划师服务制度化、常态化。引导规划、建筑、园林、农业等设计人员入乡，发挥他们在生态保护修复、传统古村落保护、基础设施布局等方面的作用。如何解决农村“空心化”现象，农村青壮年人才短缺问题。连玉明提出，要创新干部返乡、企业兴乡等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有经验、有能力、有意愿的退休干部回到故乡，把城市的先进理念、要素资源、人力资本等运用到乡村治理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引导企业家到农村投资兴业，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同时发挥新乡贤连接故土的纽带作用，让他们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鼓励和支持能人回乡，引导在外创业有成、热爱家乡的创业能人、社会贤达返乡创业，带动村民创业就业。

林敏：用“乡村医疗互助”守护人民健康

“乡村医疗互助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林敏看来，乡村医疗互助有利于防止农村群众因病致贫返贫，更好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更好解决农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有利于促进乡风文明。因此，他专门对乡村医疗互助发展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林敏发现，目前乡村医疗互助新保障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尚未如总工会抓职工医疗互助工作一样，形成相应的政策和工作体系；各地在推进乡村医疗互助帮扶保障体系实践中，省域间推广的成效差异显著，亟须研究解决。对此，林敏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提案，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在国家层面，纳入乡村振兴政策体系，明确乡村医疗互助的定位和工作目标。另外，还要加强制度建设，由国家乡村振兴局提炼总结乡村医疗互助经验，制定加快乡村医疗互助发展的工作方案，统筹管理并全面推广乡村医疗互助。